记得在悉尼留学的时候因为高昂的学费、房租和生活费，托儿费曾想到去打工，可是工作太难找了，8澳元一小时甚至更低的cash工不是餐馆打杂，就是在菜店卖菜，还炙手可热。好容易发现我所住的越南区的一家卖廉价鞋的鞋店招人，要求英语、国语和广东话流利，于是鼓起勇气去应征，不料女店主上下打量我一番就告诉我已经找到人了，都懒得留下我的电话。当时心中说不出的委屈，试想已拿到一个硕士文凭，第二个硕士学位在读，会三种语言，长相又不蠢，却找不到一个店员的工作，天理何在？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可能是我因为当天要去一家中文报社应聘，所以穿了一身看似价格不菲的套装，让老板认为我与她店里的格调不搭所致。
所幸不久即联系到新州的越棉辽华人联谊会创办的位于卡布拉马塔（简称卡市）的中文学校，凭着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背景得以顺利录用，每周六上午三个小时的课程， 一次挣47澳元，虽然要倒两次火车，下来后还要步行15分钟，依然觉得自己十分幸运，教书也教得格外用心。由于该校得到中国台湾省的资助，课本也来自中国台湾省，所以一律要求以繁体字教学，还要教学生注音符号，而不是汉语拼音。为了不在学生面前丢脸，我硬是一周之内写会了该年级常用的所有繁体字和注音符号。我教的班是六年级，全都是12，3岁的孩子，除了一个孩子来自中国台湾省之外，其他都是澳洲土生土长的越南华裔，母语是广东话和英语。他们一开始不把我当回事，因为不把中文当回事，自从给他们讲过几个有趣的典故，而且下课时和他们用广东话和英语聊过几次天之后，就立刻把我当自己人了。有一次我误把永久记号笔当作白板笔板书，结果擦不掉了，刚来不久的我急得不知所措，怕学校怪罪，女同学们忙着安慰我，男同学甚至自告奋勇说要趁着下课把我们班的白板和别的班的调换，我当然不能这么做，不过心里着实感动。最后，一个全班最调皮的男生走上前，用白板笔照着现有的字迹描一遍，再一擦，竟然擦掉了，全班雀跃欢呼。
习惯了用英语思维的孩子们写出来的作文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每次改那些别字连篇，语无伦次的文章都让我又好气又好笑。一个学生在他写的“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中”这样说，“我最喜欢辛普森一家里的爸爸，因为他一天比一天笨。”真是大开眼界，我一直以为笨是一种稳定的状态，想不到还有人能一天天笨下去的。问起他这句话的意思，他理直气壮地用英文说，“he is getting stupider everyday.”我无话可说，他的翻译无可指责，表达也很形象，可是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当时4岁的嘉予分分钟要粘着我，周六更不例外，问了学校之后竟然得知我可以在上课期间把他放在中文学校的学前班，而且不收费。喜出望外之下带着兴奋的嘉予来到学校，谁知刚上课10分钟，学前班的老师就把哭哭啼啼的嘉予送过来了，我又尴尬又无奈，只能让他坐在角落，然后硬着头皮继续上课。过了一会儿，就发现学生们都指着白板，拼命地忍着笑，回头一看，我刚写的板书全被嘉予擦掉了，他还顺便写上了他最拿手的26个字母！当着学生的面我又不能斥责他，只好狠狠瞪他一眼，继续上课。下面的课上得特别顺利，没有任何干扰和插曲，我奇怪地向嘉予的方向望过去，猛然发现，班上最不爱学中文的一个男孩子正兴致勃勃地趴在地上和嘉予一起玩教室里的拼图。意识到我在看他，那个男孩抬起头惶恐地看我一眼，却意外地发现我眼中净是赞许和鼓励，于是放心地又回到游戏中。
教了一年多的中文之后，因为正式当了翻译，工作开始忙碌起来，就写了辞职信给学校，谁料平时一幅高高在上模样的教导主任亲自过来挽留我，还开出了一些优厚的条件，心肠软的我最受不了别人对我好，就准备狠狠心同意留下，可转而一想，悉尼反正也呆不长了，何必优柔寡断呢，于是鼓足勇气说了不，说完之后都没敢看他的表情。
数月之后去北悉尼游玩，赫然看见一面墙上用拙劣的中文写了一句打油诗，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越棉辽联谊会的几个首脑人物是“卡市大害虫”，而中文学校的教导主任就排在第二。想到自己曾得到“大害虫”的重用，心里十分受用。
